有效地改變世界既需要目標的價值合理性的確定，也需要對于改變世界之客觀可能性的確定和有效手段的供給。因此，解釋學邏輯與科學邏輯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需要以互補的方式達致各自局限性的克服。顯然，如此理解實踐概念，方才達到了對于馬克思所主張的改變世界的哲學的更深層把握。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新時期歷史的開端性事件。作為“開端”，它開啟了多個方面的歷史，產生了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效果”。人們今天對它的意義的理解，亦仍處在其效果史之中。但真理標準問題作為一個“標準的”哲學命題，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中所產生的“效果”，在所有各方面的“效果”史中，當具有最為深層的意義。因此，需要哲學研究予以特別的關注。這一“效果”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對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核心概念“實踐”理解的深化上。人們只要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四十年發展歷史回眸一瞥，就不難看到“實踐”概念之意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何等顯著的變化。大致上，這一變化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相應地，這一變化也體現為三個雖具有內在關聯卻又有明顯差別的命題或意涵：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從解釋學與科學的雙重視野看實踐。

　　合理處理兩個“首要的”關系

　　在源自蘇聯的哲學教科書體系中，一般而言，實踐概念是一個認識論范疇，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說明認識的起源以及對于認識結果的檢驗。人們常常會援引列寧關于“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的論斷。但事實上，即便是在認識論范圍內，由于立基于一種簡單的符合論真理觀，人們也往往只能將實踐概念放置在一個對于認識達于真理過程而言的條件性、輔助性的位置上，并未能也不可能使之具有首要的、基本的地位。而這一現象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后，開始發生了變化。將實踐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事實上已經意味著實踐概念地位的變化，但問題在于如何使這一命題與傳統的真理符合論統一起來。真理符合論意味著，必須堅持客觀事物為首要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理解說明兩個“首要的”之間的關系，便成了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人們認識到，僅從認識論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必須超出認識論的范圍去探求解決問題的出路。

　　超出認識論范圍也就意味著，將“實踐觀點”從認識論推向整個哲學領域。這一探討起初是從不同方面展開的，但從總體上看，則體現于“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這一命題的提出。可以說，這一命題指明了如何超出認識論領域的方法論原則。正是基于這一方法論原則，人們開始尋求能夠貫通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基本原則。這當中最重要的當是“實踐唯物主義”概念的提出或重申。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主義始，至90年代初，人們相繼提出了多種方案，以圖將實踐觀點貫穿于整個理論體系。首先被關注的自然是存在論或本體論領域，諸如“物質—實踐本體論”“物質實踐一元論”“實踐本體論”等，皆是此類方案。

　　不難看出，此類方案所欲解決的問題正是如何理解兩個“首要的”關系問題。而且，這種試圖以“物質”與“實踐”概念歸結為一的方式，將實踐首要性與物質首要性統一起來。但這一類“解決方式”并未能真正解決問題，它只不過是將兩個并列的命題合并到了一起而已。將“物質”與“實踐”拼接成一個詞組，并不能實際上將兩個詞語所指示的事物拼接在一起。這只是將原來兩個命題之間的沖突變成了命題內部概念之間的矛盾，變成了如何理解命題內的“物質”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實際上，要解決這一矛盾，不能僅僅憑靠詞語組合，而是必須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觀念上的轉變。

　　實踐活動中

　　能動性與客觀限制性的關系問題

　　這一觀念上的轉變出于學界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深度閱讀和領悟。在這部早期著作中，馬克思在改造費爾巴哈“人是對象性存在”命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是對象性活動”這一命題。這一命題通過堅持費爾巴哈的“感性對象性”原則而超越了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又通過吸收費希特、黑格爾哲學的能動性原則而超越了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論。如果將《手稿》與不久之后寫下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關聯起來，就不難看出《提綱》中所強調的“對對象、現實、感性”，不能“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與“人是對象性活動”的內在相關性。換言之，彼處的“對象性活動”即為此處的“實踐”，而“人是對象性活動”也就是“人是實踐性存在”。可以說，正是基于此，學界在進一步討論中提出了“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命題，且這一命題很快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不同于“物質—實踐本體論”將物質與實踐簡單地拼接在一起的解決方式，“人是對象性活動”或“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轉換了思路。它不是沿著傳統本體論的理論方式，從追問世界本源是什么出發，進而引導出現實的人的存在；而是從人自身對之有直觀的認識或領會的人的活動，從這一現實的存在出發，去追問其從何而來，又會走向何方這一人類歷史的發展問題。在這樣一種追問方式中，實踐只是人據以追問、認識世界的出發點，是人類知識之源頭，而非世界之本源。這一點與傳統的從世界本源出發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追問方式不同。理論界至今常常有人將之與實踐本體論混淆起來，加以贊成或反對，實則是未能理解這一新的理論思考進路之實質所致。

　　在這樣一種新的闡釋中，“物質”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就不再是何者為先的問題，而是轉變成了人的對象性活動或實踐活動中能動性與客觀限制性的關系問題。這也就切近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現實中的個人……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的命題。這樣一來，困擾著學界的兩個“首要的”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了解決。

　　決定論原則與能動論原則并存

　　這一解決并非問題的終結，而是新的問題的開端。一方面，馬克思并沒有停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主張的帶有某種總體性的“歷史科學”階段，而是進入了對于資本主義的科學批判。他通過客觀地描述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揭示出其非自然永恒性或歷史有限性。因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種決定論的方法論原則，并將之貫徹于《資本論》研究之中。這一決定論原則與先前著作中對于能動性的強調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張力，從而需要予以解釋。

　　另一方面，將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予以系統發揮的盧卡奇，卻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未能證成無產階級如何獲得對于自我歷史地位理解的階級意識。而且，盧卡奇陷入了一種盧梭式的理論困境，從而要求人們重新評價這一理論進路。在某種意義上看，這是由于他未將《資本論》視作嚴格的科學著作，而是抓住商品拜物教這一環節加以發揮，將之作了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的解讀。因此，需要對這種黑格爾主義的闡釋方式加以反思，重新考慮《資本論》所倚重的決定論原則與早先著作中的能動論原則之關系。

　　但這種反思卻又不能像第二國際理論家所做的那樣，只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否認能動性的經濟決定論。很明顯，即便《〈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表達了一種明確的決定論，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回到了法國唯物論的理論立場上。這還存在著其他更為合理的可能性，即能動論與決定論的并存。盡管馬克思后期很少談論能動性問題，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外在目的”與“目的本身”的對比性論述，顯示出馬克思絕沒有放棄其早期思想中的能動論原則。問題在于如何理解兩種并存原則之間的關系。

　　一種可能的合理理解方式是，從實踐者對于其行動的自我理解與科學觀察者對于社會實踐的客觀說明之雙重視角，對這一關系問題進行闡釋。實踐者的自我理解可視為一種歷史解釋學。這樣，這兩種視角之間的關系就是解釋學邏輯與科學邏輯之間的關系。歷史解釋學是對人類歷史的總體性把握，意在指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合理的價值目標；科學則是聚焦于某一方面的抽象考察，意在揭示出客觀的可能性，從而為人們改變世界的行動提供有效的科學指導或有效的手段。

　　從存在論上看，兩者都是對于人類實踐的描述，只是前者是對于實踐的總體描述，后者則是抽象的局部描述。顯然，抽象的局部是從屬于總體的，因而兩者之間是統一的。但從方法論上看，解釋學邏輯與科學邏輯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前者是總體性的，是包含解釋者在內的，因而不可避免是籠統的、非精確的；而后者的抽象性則可能達致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科學那般的精確性，但以限于抽象性為代價。有效地改變世界既需要目標的價值合理性的確定，也需要對于改變世界之客觀可能性的確定和有效手段的供給。因此，這兩個方面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需要以互補的方式達致各自局限性的克服。顯然，如此理解實踐概念，方才達到了對于馬克思所主張的改變世界的哲學的更深層把握。

　　較之于40年前，我們無疑處在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一大討論意義的位置上。但同樣明顯的是，問題并未終結。我們仍處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所產生的效果史之中，我們現時的理解仍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視域，我們仍將處在不斷擴展性闡釋的行進途中。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延伸閱讀：歷史事件回顧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同志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7月，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再次重申，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登此文；當天，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進行了轉載。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刊出后，堅持“兩個凡是”主張的黨內一些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責難，企圖把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壓制下去。1978年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著重闡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有力地支持和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并提出“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1978年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這場討論的偉大意義。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場討論“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