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前行，都離不開哲學的引領和驅動。回首40年前那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我們不能不被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所具有的勘破思想迷津、清除觀念障礙的磅礴力量所驚嘆、所折服。正是憑借這場足以彪炳史冊的思想大討論，我們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精髓在思想路線中的核心地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戰略決策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走上正軌坦途。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同名文章，指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引起全黨強烈反響，進而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討論。它表面上看是一次觀念交鋒，實質上還是一場政治較量。正是在這場嚴峻的較量中，哲學作為銳利的思想武器，其固有的反思本性和批判功能得到充分釋放和有力彰顯。

人因思想而偉大，國因思想而強盛。德國詩人海涅稱贊：“思想走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馬克思對這句話高度認同，并據此推斷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特別需要以“思想的閃電”來照亮渾濁的大地。為了進一步闡釋思想的偉力，馬克思還鄭重而嚴肅地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貌的滄桑巨變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新的思想理論是社會變革的脈搏和先聲，是時代前進的引擎和號角。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發生的兩次歷史性變遷，都是在科學理論和正確思想指導下完成和實現的。

一次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全黨以實事求是為根本要義，以辯證法、認識論和唯物史觀為認知方法，不斷打破本本主義的束縛和教條主義的拘囿，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終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另一次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以科學實踐觀為堅實基礎、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方法、以實現人民利益為根本價值取向，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蓬勃生機和巨大活力，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及國際話語權、世界影響力空前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顯著增強。這里面，形成鄧小平理論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就是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一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通過這場從哲學角度破除陳舊觀念的大討論，融解了長期禁錮人們頭腦的“左”傾錯誤思想，把全黨上下從機械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重新確立起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進而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征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理論既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時代結晶，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當代建構。

新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黨的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滋養，蘊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是當代中國時代精神的精華，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實踐性。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我們會不斷遇到新情況新問題。這就要求必須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一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特別是，要運用這一新的指導思想中蘊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牢牢把握“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緊緊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充分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始終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正確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改革發展和穩定、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等重大關系，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作者：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