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學發展成就卓著，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服務社會等方面都取得長足進步，學科影響力逐漸擴大。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這一重要指示激勵著中國社會學者與時俱進、志存高遠、刻苦鉆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學者應勇擔新的歷史使命，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社會學。

始終與時代同行

社會學從來都是與時代同行、直面社會現實、探究社會演變之理的學問。

19世紀末，面對民族危亡與國力衰弱，以嚴復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將西方社會學思想引入中國，并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相結合，形成經世致用的“群學”，探究國家治亂興衰之因，以求推動社會進步。他們秉承救亡圖存、自強不息的精神，以本土經驗調查為特色，推動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起來。在他們的影響下，吳文藻、費孝通、梁漱溟等老一代社會學者將學術研究與愛國主義精神緊密結合，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推動社會改革。在戰火紛飛中，他們雖歷經磨難，但學術追求與人文關懷始終不改，樹立起中國社會學的獨特風格，其研究成果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一個窗口。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次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學等學科“需要趕快補課”，凸顯國家建設與發展對社會學的呼喚，使中國社會學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改革開放改變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也推動了社會變革。中國社會學者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進程中的諸多特點以及經濟、政治、社會之間關系的變化，從實際出發開展諸多扎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費孝通的“小城鎮發展研究”、陸學藝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研究”、鄭杭生的“社會運行論”、李培林的“社會結構轉型論”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幫助人們更好了解中國社會現狀、深入認識中國社會發展規律。

40年間，中國社會學學科隊伍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學者努力成為改革開放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到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發展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全面依法治國，從和諧社會建設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每一項涉及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每一個關系人民福祉的戰略選擇，中國社會學者都積極參與、深入研究。這些研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強調人文關懷，兼顧資政啟民，反映出當代中國社會學突出的學術價值、時代擔當和主體性格。

研究成果豐碩

40年來，中國社會學不僅開辟出諸多富有洞見的研究議題，還通過國際學術對話提高本土理論的開放性；不僅通過反思和創新謀求發展，還通過“重新補課”進一步挖掘社會學理論的傳統與脈絡；不僅從中國社會生活實際中發現真問題、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中提出新范式，還以這樣的“文化自覺”延伸自身話語的“解釋鏈”。

在社會轉型理論方面提出許多重要觀點。比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是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同步進行的過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改革逐步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帶動社會系統性特征發生變化；社會結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不僅僅是某些方面指標的變化，而是總體的、全面的轉型；等等。圍繞社會結構轉型，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展開對話，提出了一些具有創建性和啟發性的觀點。比如，轉型過程不僅包含社會現代化，也包含社會發展；轉型的同時伴隨著制度延續與創新；等等。

在中層理論建構方面取得諸多原創性成果。比如，在社會資本研究中，發現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影響著社會資本形態，與西方社會的“弱關系”不同，中國社會的“強關系”在資源分配中起著重要作用；在城鎮化研究中，指出中國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來自鄉村工業化，特別是溫州、晉江、蘇南等地的經驗表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城鎮化呈現“自下而上”的特征，補充和豐富了“自上而下”（由中心城市帶動鄉村城鎮化）推進城鎮化的理論；在勞工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勞動體制、“老工人”與“新工人”等研究議題與概念；在社會治理研究中，深耕基層治理、關注組織制度變革，并在“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之外提出了“制度與生活”分析框架。

伴隨社會學理論的中國化，大量具有鮮活本土意識的經驗研究不斷涌現，涵蓋單位制、城市社區治理、鄉村建設等眾多領域。理論與經驗研究離不開研究方法創新和數據支撐。近10多年來，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等大型社會調查項目持續開展，為了解社會動態、進行學術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數據支撐。

面向新時代，積極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

40年來，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學者既感悟到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也經歷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這些變化交匯在一起，一方面可以驗證社會學經典理論假設，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社會學提供了多面向、多層次、多角度的創新機遇。

中國社會學者愈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不是西方現代化在中國社會的翻版，也不是對自身傳統的全盤否定；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種最佳的轉型模式，也不存在現成的轉型模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這是一個“壓縮”的現代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三種形態疊加，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后期三個階段并存。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這一過程呈現出不同階段、不同領域、不同文化復雜交錯的新特征，社會組織方式、分工模式、運行機制、治理體制都在發生重要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矛盾、問題與挑戰，但中國都能成功應對，始終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生活改善。這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獨一無二的特點，西方理論沒有遇到過這種情形，更難以給出答案。正因如此，中國社會學者形成了共識：應該建立也能夠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一方面，要從理論層面解答不同社會群體如何能夠在同一個社會體系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榮；另一方面，要從實踐層面闡明處于世界復雜格局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點和優勢。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期。與此同時，國際環境風云變幻，不斷涌現的新技術成為影響社會結構、組織模式甚至文化觀念的重要變量。特別是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將對人類社會分工邏輯提出嚴峻挑戰。社會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加強理論創新，用發展著的理論分析、指導發展著的實踐。習近平同志強調，“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中國社會學者要跳出傳統思維框架和方法論的窠臼，努力提高研究水平，積極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中國社會學者應胸懷大志、放眼世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和氣魄，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不做消極的批判者，而要努力成為積極的理論創建者和民族復興大任的自覺擔當者。

提出更多原創性概念。中國社會學已經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質的研究范疇，但在深入研究當代實踐時仍不免感到缺少合適有效的概念工具。同時，在研究中還存在碎片化、整合不夠，難以對西方偏見或錯誤觀點作出有力回應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學的重大基礎性問題，形成適用于本土實踐的理論研究機制，催生具有原創性的概念和理論。

提高學科建設水平。40年來，雖然中國社會學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但學科設計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獨立性，學科內部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相關性不強，學術問題之間的隔離現象比較嚴重。同時，還面臨著優質學術期刊數量不多、對年輕社會學者的激勵不足、學術成果考評制度尚待完善等問題。這就要求創新科研體制，加強學科建設，完善專業方向，提升整體學術水平，推動中國社會學實現新發展、新突破。

倡導多學科交流合作。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給社會學提出了眾多新的研究課題。應該看到，在影響社會運行的因素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單一學科已經越來越難以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作出全面而準確的分析、解釋和預測，加強多學科交流合作勢在必行。對歷史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的研究以及對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并不是某一學科的專利和特權，多學科融合發展正在成為新思想萌發的重要推動力。這就需要打破哲學社會科學內部各學科之間的界限，突破狹隘的思維定勢，在多學科交流合作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學創新發展，以更好地分析和指導實踐。

（作者為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