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董峻 高敬
　　這40年，中國綠色版圖不斷擴大——從12%到21.66%，森林覆蓋率幾乎翻了一番。
　　這40年，綠色發展理念根植人心——從“植樹造林綠化祖國”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共識。
　　時光如梭。
　　40年間，多少波瀾壯闊的治山治水、治沙治污的動人故事，多少可歌可泣的追尋綠色、夢圓綠色的英模人物，感天動地，催人奮進。
　　一曲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時代之歌，正在澎湃奏響！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從促進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到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綠色發展理念不斷深化創新
　　山西省右玉縣，地處晉蒙交界、毛烏素沙地邊緣，曾經常年風沙肆虐、貧瘠多災。
　　老城西北，一條叫“黃沙洼”的流動沙丘，一度淹沒了十多米高的城墻。
　　“要想風沙住，就得多栽樹！”右玉人在風沙中吶喊。
　　1978年，與改革開放同步的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開始建設，右玉的植樹造林迎來大跨越——由過去的不到40萬畝，幾年工夫就猛增到120余萬畝，成為全省人工造林最多的縣。
　　改革開放激活了人們治沙的創造力。通過個人承包等新機制，右玉的小流域治理有了新活力。1983年，3900戶農民承包了1987條小流域，通過種植經濟林實現了生態和經濟“雙豐收”。
　　沙魔不再是右玉人的夢魘。全縣林木綠化率從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黃土高原上樹起一道綠色豐碑。
　　把右玉的縮影放到整個東北、華北和西北，可以看到，40年來三北工程累計完成造林保存面積3014.3萬公頃——折算成5公里寬的防護林帶，能繞地球赤道一圈半！
　　被稱為“綠色長城”的三北工程，是我國實施的第一個重大生態建設項目，涌現出王有德、石光銀、殷玉珍等閃耀著璀璨光輝的綠化模范。
　　那一年，也是中國環保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1978年憲法首次對環境保護作出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環保事業的發展基礎。
　　缺林少綠，是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大生態問題。
　　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將每年3月12日設為植樹節。從此至今，中國持續開展了一場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土綠化行動。
　　40年間，中國經濟列車高速飛奔、城鎮不斷擴張，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粗放的發展方式帶來沉重的環境代價——生態環境逐步惡化、自然資源趨于枯竭。
　　許多無錫人至今忘不了2007年那個夏天。碧波蕩漾的太湖水暴發藍藻，自來水受污染，礦泉水被搶購一空。
　　生態警鐘敲響——
　　中國經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資源環境壓力并未緩解。垃圾圍城、酸雨頻頻、“十面霾伏”……
　　人與自然，該怎樣相處？
　　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位置，系統破解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難題。
　　2013年9月，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回答學生提問時，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作出全面闡述——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6年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等重要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力量之源。
　　黨的十九大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標志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體化新進程。
　　“環保法終于長出了牙齒”——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制度不斷創新
　　麗陽坑，一條流經浙江麗水市城區的小河。過去這里污水直排入河，臭氣熏天，兩岸居民20多年沒開過窗戶，有的人家甚至把臨河的窗戶用磚頭堵死。
　　均溪河和文江河，福建省大田縣的兩條“垃圾河”。由于不同的污染，當地人把其中一條叫“黃河”、另一條叫“黑河”。
　　徹底的改變來自2017年。當年元旦，習近平總書記在新年賀詞中發出“每條河流要有‘河長’了”的號令。
　　以流域視角，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治理，河長制正在為中國的水污染治理注入新的活力。截至2018年6月底，全國31個省份全面建立河長制。
　　麗陽坑，由河長牽頭進行的綜合整治使昔日“臭水溝”的水質從劣五類提高到四類。而大田縣的“黃河”和“黑河”，水質從劣五類轉為二類，河暢、水清、岸綠、景美。
　　河長制發源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實踐經驗來源于基層、凝聚成全黨全國意志，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訣”，也是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變革的實踐源泉。
　　40年間，從改革開放之初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進入21世紀又把節約資源確立為基本國策，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中國構建起產權清晰、多元參與、激勵約束并重、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憶起往事，原國家環保局第一任局長曲格平感慨地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出臺，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不晚，但經常“執法不嚴”。
　　這種局面在2014年修訂環保法時有了改變——這部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保法擁有了更多更硬的執法手段，被人們贊到“環保法終于長出了牙齒”。
　　黨的十八大以來，土壤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等相繼出臺，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作出相應修改，長期以來“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變。
　　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等相繼出臺，制度成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
　　兩年多來，中央環保督察掀起的“綠色風暴”席卷全國，被稱為中國環境監管模式的一次變革。今年，環保督察又給一些地方殺了“回馬槍”，開展督察回頭看。
　　這一創新性的制度，實現了生態環境保護從“查企”到“督政”的轉變，給地方官員戴上了環保“緊箍”，力求打破“唯GDP論”的慣性。
　　從“砍樹”到護綠，從“能源革命”到綠色發展——為世界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雅礱江交匯處的三堆子，江邊人工種植的劍麻郁郁蔥蔥。
　　這里是全國天然林保護工程發源地。20年前，荒山禿嶺和滿江漂木是一個時代的印記。
　　1998年夏，長江發生全流域大洪水。究其原因，既有氣候異常導致的“天災”，也有因上游生態惡化加劇水土流失的“人禍”。
　　在東北，森林銳減、生態惡化的危機同樣顯現——與開發初期相比，黑龍江大興安嶺林區林緣向北退縮了140多公里，濕地面積減少一半以上。

不能再竭澤而漁了！
　　那年秋天，天然林保護工程開始實施，在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在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大幅度調減木材產量。
　　從此，攀枝花封江禁止漂木，“雅江趕漂人”成了“長江造林人”。東北林區也逐漸減少伐木數量直至全面停止商業性采伐，林場工人從伐木工轉型為護林員。
　　種樹、護林，并不是中國展開的生態修復工程全貌。把水土流失嚴重、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停下來因地制宜地造林種草、恢復植被，是中國又一項大規模生態治理行動。
　　1999年起，四川、陜西、甘肅三省率先啟動退耕還林工程試點。3年后，這項工程全面啟動，涉及全國25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程區的農民祖祖輩輩墾荒種糧的耕作習慣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退下來田、還以林草，帶來的不僅是綠水青山，更是金山銀山。
　　從2000年“半黃半綠”到2010年“一片碧綠”，再到2015年“整片深綠”，這是從衛星遙感植被覆蓋度圖像中看到的陜北延安新貌。隨著綠色的增加，蘋果、花椒、紅棗、板栗、核桃等經濟林，也富了退耕群眾的“口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發生了歷史性、全局性變化，環境治理由此駛入快車道，生態環境保護的面貌煥然一新，是生態文明建設力度最大、成效最好的時期。
　　一場更綠色環保的變革，正在改變著中國經濟的產業和能源結構。
　　山西大同市云州區杜莊鄉土井村。在村西頭的山坡上，17萬塊太陽能光伏板拼成的熊貓寶寶俏皮可愛，吸引了網民關注和稱贊。
　　人們為熊貓造型叫好，也為中國發展清潔能源的氣魄叫好——大同是優質煤產地，卻來了一場以煤為對象的“能源革命”。
　　在光伏、風電裝機容量增長的同時，大同市煤炭產能不斷壓縮，城市空氣質量持續改善。
　　從2013年開始，中國相繼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打響防治污染攻堅戰——淘汰落后產能、加強散煤治理、提高燃油品質、減少化肥農藥、發展清潔能源……
　　如今，中國是全世界污水處理、垃圾處理能力最大的國家，清潔能源占比迅速提高、產業規模世界第一，消耗臭氧層物質的淘汰量占發展中國家總量的50%以上。
　　“中國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了希望之光。”西方最早提出“綠色GDP”的學者之一、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說。
　　一曲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合唱，正在神州大地激蕩回響！　　

（新華社北京12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