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其中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內瓦，各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就政治安全、貿易發展、社會人權、科技衛生、勞工產權、文化體育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和法律文書。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諸實施，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義，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法者，治之端也”出自《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這一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良法已備，是國家治理的開端；道德與智慧兼具的君子，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因此，有了這種君子，律法雖然簡略，但足以處理國家方方面面的事務；少了這種人，律法即使條目眾多，也往往不能恰如其分地適用，難以應對現實中各種挑戰，從而給國家埋下隱患。不懂得律法的原則和精神，而只注重律法的條文數目多少，遇到變動的現實肯定手足無措。

　　作為先秦儒家“繼往圣”與“開漢儒”的“新派”人物，身處戰國后期的荀子直面周道衰亡，綱紀散壞，諸侯專征，戰亂頻仍，百姓困厄，人心思安的現實，一生孜孜求索，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構成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所必須遵行的治理之道：“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由此，荀子提出的“法者，治之端也”的思想，承載著經世濟民、治國平天下的深沉關懷和內在邏輯。而儒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觀念，以及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局勢，為以此“大安之道”處理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提供了基礎。

　　首先，治國者，必良法也。在改刑為法的歷史背景下，荀子認為治國應“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由此“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但是荀子這里所談的法，不僅是一種普遍適用的行為規則，而且是一種“良法”。“良法”是一種合乎道德原則的律法，即合“禮義”之法。只有“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方能稱其為“良法”。唯行“良法”，才能養萬民于安樂，“四海之內若一家”，所以“良法”也是“王者之法”。這一點在當今發展為“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的基本原則。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提及的“要為當代人著想，還要為子孫后代負責”“公正合理”“主權平等”“共贏共享”等道德理念都是國際法治的要義所在，無此則難以稱之為“良法”，舍此也無法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國際新秩序。而各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在多個領域所達成的一系列國際公約和法律文書，才能稱之為“良法”，國際治理方才有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無君子，則良法不行也。良好的律法，僅僅是治國的一個開端，一個條件而已，沒有恰當的執行法的人，“良法”只能停留在口頭上、紙面上，無法成為現實的社會秩序。有“良法”，不一定有治世。“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這種人就是君子，“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有了君子，則律法即使有所不足，也能使國家安定。“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矣”。這一點在當今逐漸發展為對一整套適合國情的法治運行體制機制，和一支高素質的（廣義）執法人員隊伍的不懈追求。在國際法治層面，各國及相關國際機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

　　再次，君子者，行道者也。符合哪些標準，才是這里所說的能夠行良法治國的君子？荀子將之視為“王者之人”：“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可主要概括為兩條標準：一是具有“去蔽”的認知能力。人們的認識往往因固守自己的利益和立場而失之片面，荀子將之總結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而要想去除這種“蔽塞之禍”，就必須“虛壹而靜”“主其心而慎治之”“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二是具有行“禮義”的道德實踐能力。“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才是君子之道。這樣的標準和要求在今天已經逐漸發展為一整套對法治機構和執法人員的明確義務規定和嚴格制度約束。也正是因此，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根據公平正義的原則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決不能也不應如某些國家和國際機構一樣，自甘認知之“蔽塞”、搞雙重標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唯有以良法為端，行君子大道，方能迎來“世界大同”的曙光！

　　（作者：張真理，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