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兩高”報告記錄了過去一年的法治足跡，“嚴懲電信網絡詐騙”是其中的關鍵詞。“兩高”報告以務實態度回應公眾期待，通過強化司法打擊、創新維權機制，為公民權益筑起法治屏障。

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呈現技術化趨勢，利用AI語音合成、深度偽造視頻技術等方式，讓普通民眾防不勝防，受害者動輒損失數十萬元，甚至引發家庭悲劇。同時，由于電信網絡詐騙團伙組織嚴密、分工明確，集團頭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形成跨境作案產業鏈，使其具有成本低、收益高、易復制、難追查等特點，已成為當前的主流犯罪。面對這一嚴峻形勢，一方面，最高檢聯合公安部督辦涉緬北電信網絡詐騙等重大案件，指導浙江檢察機關對緬北明家犯罪集團及關聯犯罪集團成員39人提起公訴，堅持深挖組織者、領導者及幕后“金主”，依法從重從快對電信網絡詐騙進行嚴厲打擊，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報告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訴7.8萬人，同比上升53.9%；2024年全國審判機關審結電信網絡詐騙案件4萬件8.2萬人，同比增長26.7%。兩組數據的上升，表明我國打擊跨境電信詐騙取得顯著成效。另一方面，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聯合制定《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司法標準，提升打擊效率，力求第一時間凍結資金、最大限度追贓挽損，為依法打擊跨境電詐犯罪提供了法律適用支撐和規范指引。

電信網絡詐騙案件頻發與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具有直接關系。正是因為個人信息的泄露，使得犯罪分子可以通過精準畫像實施“定制化”騙局。非法獲取、販賣公民信息的黑灰產業也因此悄然滋生。然而，由于個人信息具有使用范圍廣、泄露發現難、調查取證難、證明與損害的因果關系難等特點，普通公民面對信息泄露時往往陷入“舉證難、成本高、賠償低”的維權困境。因此，將維權主體從個人提升至國家層面，由檢察機關通過刑事公訴和公益訴訟的方式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有助于填補救濟短板，具有重要意義。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針對旅行社、快遞、醫療機構、房產中介等行業泄露個人信息，以及互聯網企業違規收集、獲取個人信息等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從嚴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并通過提起公益訴訟等有力措施，切實保護公民隱私和信息安全。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2458人，辦理公益訴訟5061件。通過“刑事公訴+公益訴訟”的組合拳，既有效降低社會公眾的維權成本，又掐斷電信詐騙的“信息源”，還倒逼企業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個人信息，真正把個人信息安全落到實處，筑起網絡空間的“防火墻”。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應成為公民權益的“流失地”。“兩高”報告中的務實舉措——無論是跨境追捕電詐頭目，還是公益訴訟劍指行業亂象，每一項行動都在詮釋一個樸素的真理：公平正義從來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生動印記。“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不僅是深入推進網絡依法治理的必然要求，更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價值取向對時代命題的有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