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金秋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和將臺堡會師，震驚世界的長征勝利結束。這是黨領導人民軍隊的光輝勝利，也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

時空變幻，精神永恒。85年過去，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更加凸顯，對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的意義更加深遠。那么，當年紅軍為什么要長征呢？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紅軍長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敵人實力強大，二是我黨犯了錯誤。

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圍剿”的政策是“堡壘推進，步步為營”。為此，蔣介石在廬山組建了一個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意大利、美國等國軍事教官組成軍事顧問團，專門講授“圍剿”紅軍的戰術和技術，同時籌措經費購置大批軍火。隨著戰局的發展，國民黨軍隊逐步占領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大部分地區。

這個時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我們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他脫離中國革命實際，否認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要求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路線，主張攻打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同時，“左”傾教條主義在組織上主要表現為“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軍事上則是軍事冒險主義。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左”傾領導者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使紅軍在戰略上完全陷入被動。當時紅軍的戰法是“堡壘戰、陣地戰與短促突擊”，和優勢敵人拼消耗。這種打法只有軍事實力對等的情況下才有效。蔣介石集全國的財力和軍力于一身，而中央紅軍只有不到10萬人，加上蘇區財力物力有限，劣勢顯而易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失敗，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

考慮重開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動進行戰略轉移

在粉碎敵人“圍剿”已經沒有可能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戰略轉移的設想，并報告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回電，對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持曖昧態度，不說讓走，也不說不讓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還是派出了紅七軍團遠征，目的是調動牽制包圍蘇區的敵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沒有達到目的。隨后，又派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這樣做有調動敵人的意圖，也有為中央紅軍轉移探路的考量。紅六軍團后來和紅二軍團會師，聯合行動。

由于中共中央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使得中央紅軍在國民黨“圍剿”下處境十分艱難。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動撤離中央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師，重建革命根據地，重開革命新局面。

原來相對穩定的戰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長征最終演變成整個主力紅軍的長征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可是，其他各地紅軍并沒有失敗，為什么也要進行長征呢？

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使其他各地紅軍受到國民黨軍越來越大的壓力，川陜革命根據地首當其沖。在這些根據地當中，除了中央蘇區之外，比較穩定的就是川陜根據地。張國燾確實擔心自己成為國民黨軍“圍剿”的下一個中心。他撤出來和紅一方面軍會合，也是為了“大樹底下好乘涼”。但他沒有想到中央紅軍損失那么慘重，這也是他野心膨脹的重要因素。

另外，紅二、六軍團（紅二方面軍）長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敵情嚴重，創建和保存革命根據地十分困難；紅二十五軍轉移也是由于國民黨軍加強了對鄂豫皖地區的“清剿”，堅持當地革命斗爭已十分困難。

因此，各地紅軍相繼長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打破了相對穩定的戰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成為直接影響長征決策、進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開始，“華北事變”則是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但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直接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會坐視中華民族的淪亡，紅軍雖然身處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線。在長征開始前和開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組織了兩支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這個時期黨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為自己神圣的職責。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憂國憂民、救國救民的偉大情懷和責任擔當，所以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仍然能夠實現兩個聯系：即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和政治上的戰略轉變密切聯系起來，把紅軍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聯系起來。

抗日救亡，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對紅軍長征必然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

“禍兮福所倚”。一場慘痛的失敗，開始醞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一次即將開始的艱難行程，最終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