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

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斗，齊奮斗……

1926年，這首借用兒歌《兩只老虎》曲調重新填詞的《國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推動下，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國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國。

在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下，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日益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

北伐的勝利進軍

此時的北洋軍閥已統治中國14年多，除了種種倒行逆施和彼此間拼死爭權奪利外，從未提出過一個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目標和綱領。

帝國主義之侵略以及連年的軍閥割據和混戰，給百姓帶來了無窮的苦難。人民入則有老弱待哺之憂，出則無立業謀生之地，行則逢擄身喪命之變，居則罹舉家凍餒之禍，災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懸。打倒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結束軍閥割據和混戰的黑暗局面，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呼聲。

孫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廣東為根據地進行北伐，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獲得成功。孫中山逝世后，這一歷史任務，就由國共合作旗幟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國民黨人共同承擔了。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分析時局：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下，北洋軍閥已建立“反赤”的聯合戰線向南進攻，這對廣東革命根據地構成嚴重威脅。現在是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應該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勢力來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攻，然而問題的根本解決，始終在于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黨在現時的使命是從各方面準備北伐。

經過鎮壓商團、兩次東征、回師平亂等，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統一和鞏固，由五卅運動掀起的全國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為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奠定了基礎。

盡管此時的北洋軍閥依然是一個龐然大物：擁有巨大的財力物力，掌握多達70萬人的軍隊。國民革命軍則只有10萬人左右。但嚴重分裂的北洋軍閥不僅已失盡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內部矛盾，這為北伐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事顧問加倫等人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北伐方針。首先，向湖南、湖北進軍，長驅直進，迅速消滅北洋軍閥中最薄弱的一環——吳佩孚部的主力。其次，爭取張作霖、孫傳芳兩部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中立。再次，待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后，再引兵東向，消滅孫傳芳部。最后，北上解決實力最為雄厚的張作霖部。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戰略是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

根據既定部署，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等作為先頭部隊，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吳佩孚部擊敗而退守湘南衡陽的第八軍唐生智部，由此拉開了北伐進軍的序幕。

7月1日，廣東革命政府在廣州誓師北伐。9日，北伐戰爭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中正式開始。國民革命軍連克長沙、平江、岳陽等地，8月底取得兩湖戰場上的關鍵一戰——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勝利。10月，北伐軍進抵武漢，先后占領武昌、漢陽、漢口，全殲吳佩孚部主力。

與此同時，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9月17日，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的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并率部進軍陜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軍攻擊河南。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后，轉向江西戰場進擊孫傳芳部。11月起，北伐軍向南潯路一帶發動攻勢，消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南昌、九江，隨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慶、南京。3月21日，為配合北伐軍進軍上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占領上海。至此，長江以南地區完全為北伐軍控制。

北伐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一場革命的、正義的戰爭。兩黨一致對敵，北伐軍將士英勇奮戰，以鮮血和生命換來了輝煌戰果。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里，北伐軍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南京，打垮兩大軍閥，殲敵數十萬，一場規模空前的國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但北伐的勝利進軍，并未能扼止革命陣營的危機。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因北伐的勝利提高了個人聲望，并通過收編軍閥部隊等手段，使其實力在北伐過程中極大地膨脹起來。這為他后來發動反革命政變準備了條件。

領導工農運動

當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軍北上時，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農運動給了北伐軍極大支援。

在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北上，廣東韶關等地的農民也積極支援北伐軍。在湖南，中共黨組織積極發動群眾，參加帶路、送信、偵察、運輸、掃雷、擔架、救護、慰勞、擾亂敵人后方等任務，還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加戰斗。

革命勢力迅速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全國工會會員也由北伐前的100萬人迅速增加到近200萬人。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運動發展尤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總工會在漢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計成立工會約500個，會員達四五十萬人。不僅大、中城市建立了統一的工會，而且大部分縣也陸續成立了縣工會。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改組為湖南全省總工會。

在此期間，最引起中外震動的便是漢口、九江群眾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外交斗爭史上的第一次重要勝利，中國人民因此受到了極大鼓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農民運動在北伐進軍中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據1927年1月出版的《中國農民問題》記載：“北伐軍入湘而后，平江、瀏陽諸役，皆得農民為向導與協助，使我軍不至陷于逆敵伏軍及地雷之險。平江之役，農民引導我軍，從間道抄平江北門，敵軍幾疑我軍從天而降，敵將陸法因勢窮自殺，農民因此而犧牲者亦數十人。凡我軍所到，農民必擔茶擔水，以相慰勞，跋涉險阻，以為向導。常有手持木棍，截擊敵兵，奪其槍械，以為我軍效力。”

中國共產黨也愈發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黨領導召開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專門作出《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也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迅速擴大了革命在群眾中的影響，大批積極分子涌現，為日后的土地革命準備了重要條件。如果只有五卅運動，而沒有北伐戰爭和伴隨而來的高漲的工農運動，還不足以把它稱作中國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種，影響十分深遠。